一生要强的三水女人，被写进新加坡教材

　　近日，关于三水红头巾的故事，《南洋女儿情》正在热播。三水红头巾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历史上的红头巾是怎样的一群人？跟着小编走进红头巾的故事。

　　

　　天刚刚亮，新加坡大坡牛车水盒巴珍珠街（人们习惯称作“豆腐街”）的出租屋里，一群妇女已经忙碌起来。她们熟练地把用米汤浆过的红头巾折成方形顶在头上，把头发全部包住，前额处伸出一个沿，然后穿上用旧轮胎外皮裁制的鞋子，便出门奔向新加坡各大建筑工地……

　　

　　这或许是过去新加坡“豆腐街”里的常见场景。她们并非新加坡本地人，而是来自中国广东三水，柔弱的她们靠肩挑手提创造了至今仍为人称道的传奇，人们都叫她们“红头巾”。

　　

　　

　　

　　20 世纪 20 年代，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且 1929 年经济危机后，新加坡当局限制华人男性移民，对妇女和儿童却不加限制。当时的三水因天灾战乱导致民不聊生，人们不得不远走他乡另谋生路，不少三水妇女便选择了地缘、气候和文化习俗都比较接近的新加坡。

　　　

　　

　　十个过洋，九个命苦，若非命苦，也因家贫。她们或丈夫早逝，儿女幼小；或家婆专制，不堪凌虐；或抗拒父母包办婚姻……不同的经历，同样的辛酸。

　　

　　1935 年，25 岁的黄苏妹成为新加坡的一名“红头巾”。当时，三水洪灾频发，土地欠收，万般无奈之下，黄苏妹和5个姐妹结伴前往新加坡。那个时候，黄苏妹已经有了一个 2 岁的女儿，上船时还怀有身孕，经过七天七夜的海上颠簸，她们才到达新加坡。

　　

　　当时，到达新加坡后的三水妇女大多聚居在大坡牛车水的盒巴珍珠街，几人合租一间房，挤住在地板或木架床上，生活艰苦异常。到新加坡仅仅几个月，黄苏妹就生下一个女儿。但由于生活所迫，她不得不将女儿送给当地一对华人夫妇。

　　　　

　　

　　当时，大多去新加坡谋生的三水妇女都是到建筑工地做杂工，10 多层高的建筑物也要用双肩把材料挑上去，劳动强度相当大。但因为工程是分类、分层承包的，每分多一层，就多了一重剥削，所以就算一天劳累 10 小时，“红头巾”名义上的几角钱工资到手时实际已经大打折扣。然而最令人担心的要数安全没有保障。黄苏妹曾说，有一次她在某一建筑的四楼一脚踩空摔到了地上，还好伤势并不严重，捡回了一条命。还有一次工人要下到一个泥坑工作，别人都不愿意跳下泥坑，她带头跳。当时她的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戒指，这个戒指不小心钩住了一个钉子，导致手指被截去半截。

　　

　　尽管如此，每天清晨至傍晚，新加坡各大工地上都能看到她们头包红巾，身穿蓝色粗布上衣、黑色粗布长裤，脚穿旧轮胎外皮裁的鞋子的忙碌身影。久而久之，“红头巾”就成了新加坡建筑工地上三水妇女的特称。在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中，她们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50 年代新加坡著名的“亚洲大厦”和“高等法院”等重要建筑工程也有她们洒下的血汗。

　　

　　背井离乡的“红头巾”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故乡和亲人，努力挣钱早日返回家乡，是她们在艰苦生活中咬牙坚持下去的理由。她们把大部分血汗钱都寄回家乡供养亲人，甚至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黄苏妹说，在新加坡期间大家都是省吃俭用，平时去街市捡些烂菜叶吃，她每个月都将挣得的钱汇给国内的丈夫。

　　

　　尽管身处异国、生活艰难，但是“红头巾”也绝不选择在新加坡另嫁他人，她们要靠自己的双手赚钱。10 年漂泊之后，黄苏妹回到了家乡三水，时年 35 岁。后来，她又生了3个儿子，一直生活在三水。

　　

　　2015 年，105 岁的黄苏妹老人在三水辞世。这是中国最后一名“红头巾”，黄苏妹老人的离世，意味着“红头巾”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她们的故事，人们没有忘记。尽管“红头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她们从未离开人们的视野。新加坡如今仍矗立着新加坡重建局为表彰“红头巾”在城市重建过程中的巨大功绩而雕塑的三尊“红头巾”石像。

　　　

　　

　　此外，新加坡还先后推出了“红头巾”主题的电视剧、邮票，把“红头巾”的事迹选入学生教材，让三水“红头巾”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现在，人们在三水三江水韵公园内的“红头巾”广场也能看到“红头巾”的雕塑。

　　

　　时代洪流中，她们或许身如飘萍；颠沛流离间，也许充满了辛酸无奈，她们用一生的坚强和最美的年华，扛起了所有的苦难。她们自重自爱、自立自强、勇敢勤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如今，三水已再无“红头巾”，但那一抹鲜艳的红，永不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