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不敢忘！

　　九一八，一个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

　　　

　　

　　这一天，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1931年9月19日的清晨，家住沈阳大南门附近的孙世箴，当时只有10岁，他没想到的是，那一天成了他终生难忘的噩梦，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那一天，孙世箴在街上，看到一支举着膏药旗的军队经过，这时，有个四五岁的小孩儿，跑过去摸日本兵的衣服，这个日本兵竟狞笑着，用刺刀将这个小孩挑起来扛在肩上！小孩被挑起来后，浑身还在颤抖，就这样痛苦地死去，孙世箴说，那天以后，在沈阳大南门城楼上，天天能看到中国人的头在那里挂着，天天都不一样

　　　　1931年9月19日，日本侵略军装甲部队侵入沈阳市

　　

　　那一天，小学生杨增志还不知道，这将是他的最后一课，当时，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刚传到距离沈阳105公里的海城腾鳌堡，还没到上课时间，讲授国文课的赵老师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赵老师没有按照原计划，讲授课本上的内容，而是满怀悲愤地讲起了法国小说《最后一课》。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已经哽咽：“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当讲到这里时，赵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告诉同学们：“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也是亡国奴了”，上完这堂课，杨增志所在的学校就停课了，同学们再也没看到过赵老师，只听说赵老师参加抗日队伍去了，此后日伪当局开始了奴化统治，杨增志回忆，一开始，日军让学生用墨水涂去，课文中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内容，后来，旧课本一律被焚毁，学校印发了新课本，换了日本老师来上课，“日本老师在台上大讲‘日满一德一心’，可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太原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们作为中国学生，能无动于衷吗？”，“我是中国人”，成了杨增志永远也忘不掉的“最后一课”。

　　

　　

　　

　　那一天，文史满分的钱伟长，决定转系到物理系，他出身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国学功底非常扎实，18岁便以中文和历史两个一百分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而九一八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九一八后，他跟同学来到了圆明园，看着眼前的凄凉景象，钱伟长当场痛哭，废墟上， 一位清华大学学长正在演讲，说中国近百年以来总是挨打，就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没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我下决心不学历史了，要学造飞机大炮”于是，钱伟长决定转进物理系。

　　

　　

　　

　　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师云集，是学校要求最严格、最难毕业的院系，而钱伟长的物理、化学、英文，三科成绩加一起也只有25分，想进物理系简直是天方夜谭，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伟长缠着吴有训足足一个星期，软磨硬泡之下，吴有训被他强烈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终于松口了：“一年中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为了能达到转系要求，钱伟长废寝忘食地学习，每天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三点一线”，天没亮就赶去科技馆看书，一年后，他达到转系要求进入物理系，1935年，钱伟长从清华大学物理系顺利毕业。

　　

　　

　　那一年，这九个人做了一件不要命的大事，1931年，国联派出调查团，实地了解九一八事变，得知这一消息，沈阳的9位知识分子，秘密组成“国联外交爱国小组”冒死搜集日本侵华的铁证，他们是著名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后来，他们被称为沈阳“九君子”。

　　

　　

　　

　　一次，一份证明“日军把持伪满洲国财政”的布告，贴在了当时“财政厅”门口，为了拍照取证，巩天民怀揣相机，偷偷爬到一家商铺的房顶，因为长时间的等候，巩天民腿脚发麻，不慎蹬落一块瓦片，只听院内立即涌出一群“宪特”，他赶紧爬上树枝掩着的房脊，趴好后屏住呼吸，待人群散去，阳光刚好直射在布告牌上，巩天民瞄准时机，借助一辆汽车的掩护才取证成功。

　　　

　　

　　“九君子”的妻儿也参与了行动，一座教堂的阁楼是他们整理证据的地方，每当遇到日伪特务突然闯入教堂，夫人们便用脚踏式风琴，弹奏起事先约定好的曲目，这架风琴，掩护着“九君子”逃过了一次又一次搜捕，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持续了四十多天，每聚会一次，“九君子”必“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巩天民每次出门都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巩天民夫人用过的雅马哈风琴“九君子”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光是打印，就花费了8天时间，有人编辑整理，有人重新誊抄，有人翻译，最终形成一份400多页、文图并茂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并将其命名为“TRUTH”（真相），“我们冒险向你们提交，或是亲眼目睹的事实，或是第一手信息，或是有充分证据的事实，在图像册中展现的某些证据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才得到的”在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中，“九君子”这样写道，文件准备妥当后，还有一个特别关键，也格外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9位君子毫不犹豫，在这份“生死簿”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医学教授张查理的夫人，还特意为这册材料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又用红丝线绣上了“TRUTH”字样。

　　

　　1932年，国联调查团到达中国，调查团所能到达之处，日军都周密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九君子”无法接近来自爱尔兰的弗雷德里克·奥尼尔，冒死帮忙传递了《TRUTH》，同情中国人民的奥尼尔，接到文件时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九君子”的努力没有白费，1933年，国联大会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行为的决议，日本代表当场退席，“九君子”中的8人被施以酷刑，他们始终咬紧牙关，没有一人向侵略者妥协低头，巩天民说，“虽然我们是知识分子，都是手无寸铁的人，但是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努力，甚至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做代价，来赢得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些被九一八改变人生的人，这是他们后来的故事：当年那个10岁的小男孩孙世箴，此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反抗组织，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直到成为耄耋老人之时他还是会在九一八这一天，到“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给来参观的人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纪念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当年的小学生杨增志从来没有忘记赵老师的“最后一课”，他和同学们一起秘密组建了抗日组织，印发传单、举办演讲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1941年，杨增志被日伪当局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屈服，194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释。

　　　　

　　

　　从清华物理系毕业的钱伟长，实现了他“科学救国”的抱负，后来，他成为了世界著名力学家，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钱伟长曾说“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室，当过清华副校长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他一生研究的项目五花八门，推导过一万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还研究过汉字计算机编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钱伟长最关心的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98岁。

　　

　　

　　

　　1979年，“九君子”之一的巩天民去世，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巩天民已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他是以一位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了这次行动。

　　

　　

　　

　　帮助递交文件的爱尔兰友人弗雷德里克·奥尼尔，被迫于1942年离开中国，数十年后，他的孙子马克来到中国工作，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不断追寻祖父在中国的足迹，因为祖辈的缘分，巩家后人与马克重新建立了联系，2008年，巩天民的孙女巩捷，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找到了《TRUTH》原件，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岁月尘封了蓝色布包鲜艳的底色，红线刺绣的“TRUTH”（真相）字样，却依然醒目，巩捷清楚地辨识出了，卷末祖父的签名，2010年9月17日“九君子”的后人集体将，这份珍贵的《TRUTH》影印资料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九一八，这个用鲜血凝成的数字，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为什么我们要铭记这一天？为了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为了那些痛哭着上完最后一课的师生，为了改变自己志向，只为救国的青年，为了冒着生命危险，只为揭露历史真相的“九君子”，为了14年间，伤亡的3500万同胞，为了千千万万用鲜血和生命，赶走了侵略者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

　　　　

　　

　　九一八，不敢忘，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