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已经故世的老乡陈三，曾经在《小时代Ⅰ》上映时发过一条微博，以支持富顺二中校友的名义，承诺凭电影票根可以来餐厅打个折啥的。此言一出，几乎所有亲朋都劝他收回，三哥，咱们是清白好人家，犯不着跟那谁绑一块儿，丢人。三哥赶紧就删帖了。试想，将郭敬明换成韩寒，挺他劝他的，想必是一半一半，断不致是这样一边倒的场面。

　　这说明什么?说明郭敬明还没有被彻底工具化。或许他在某些“利益集团”眼里，是一棵摇钱树，但在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眼中，他无法用来表达一种理念或立场。“我喜欢郭敬明”或“我讨厌他”或许只显示一种年龄的区隔，“我喜欢韩寒”或“我讨厌他”却意味深长，可以引申出无穷的含义：对体制的态度，对大众的态度，对科学主义的态度，对媒体的偏好……当“韩寒”两个字能够衍生类似“上海人”、“河南人”的标签化效应时，他就已经不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一件用来表达立场与理念的工具。

　　这一点也可以从两位80后偶像与粉丝、对手的关系上看得出来。当郭敬明挺身应对周黎明等影评人对《小时代》的质疑时，他的反应与其粉丝对周黎明的围攻是高度一致的，水平一致，表达也一致，完全可以视为教主与信徒的一体。即使是《人民日报》上出现对《小时代》的批评，也不会产生“路转粉”的效应，郭敬明永远不会成为批评体制的一面旗帜。而韩寒就不一样了。

　　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如果单独看待“韩寒制造”的各种产品，小说，杂文，电影，访谈……我都可以云淡风轻，一笑置之。他虽不是我的菜，但可以是别人的佳肴。只是一旦韩粉与韩黑构成对峙(这种局面十年来无数次上演，而且愈演愈烈，肖鹰与中青报只是最近的一次)，他们的言论总让我怒从心头起，恶往胆边生，而且效应总是相反的：挺韩的，类似“高级黑”，说的话常常让人耻于与之为伍;倒韩的，如方舟子与肖鹰，却更像是韩方的卧底，马上就能让人觉得韩寒又受到了不公正的打压，又遭到了体制的威胁，于是韩寒又还原成了一个无助无辜的小镇青年。

　　难怪有人说“郭敬明是中国的现实，韩寒是中国的理想”，是因为前者卖名牌，后者卖情怀?殊不知名牌可以是一种情怀，情怀也当然是奢侈的品牌。在我看来，他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同样代表着中国从小镇到都市这条漫长的生活风景带的现实一种。郭敬明代表着忽略与遗忘，他只负责“个人梦”，靠自己打拼努力上位成功，用物质彰显理想的终端;而韩寒代表一种回归的姿态，纵然他比绝大多数同龄人都过得丰裕，却仍然会用“屌丝”、“臭公知”给自己贴牌。前者以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自豪，后者以不与平庸妥协为傲。他俩适应着从小镇迈向都市的这一代中国青年不同的欲望与情绪，向上爬有郭，回眸处有韩，像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儒道互补一样，韩郭互补，一个既向往名牌，又崇尚情怀的“中国青年”便跃然眼前。

　　方方问过韩郭“将他们的粉丝带向何方”，我觉得这话问反了，不是韩郭创造了时代，而是时代塑形了韩郭。今日的韩寒与郭敬明，不再骂人，不再自辩，他们上综艺节目，搞粉丝见面会，一切按照这个时代习见的商业规则来。但他们的粉丝不会因此放弃语言暴力，从情绪党变成理中客。他们的偶像，是他们的工具，旗帜、招牌、符号，用施爱东的话说，他们才是“韩寒史诗”的吟唱者，“韩寒的史诗或许结束了，唱颂史诗的土壤还在，矗立神像的基座犹存，新的史诗还会塑造新的神像”(《“寒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而反过来，当有人批评韩寒与郭敬明时，他们粉丝的极端反应，又会变成这两位偶像的原罪——双方在“工具”这一问题上，其实有着隐形的共识，挺他们不见得是真挺这两个人，批他们，也未必是真要跟两位本尊过不去。

　　因此，我建议双方都不要再纠结于“真伪”、“反智”这些伪命题了。“韩寒”就是一道时代的投影，如果它是完全依赖“商业运作”获得今日之地位，那它将是全球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商业运作案例。只可惜它不是。有什么样的读者，才有什么样的作者，有什么样的观众，才有什么样的电影。韩寒是不是一个团队的产品，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事实上，施爱东预言的韩寒史诗的结束，似乎尚未到来。没有专业人士对《后会无期》有多少肯定之辞，但绝大多数买票的观众也不在乎购买了一堆段子与风光。倒是方方说得豁达：“我们是时代落伍者。年轻人贴着时代走，并且用自己的方式改变社会。现在是他们指导我们的事。”其实年轻人也指导不了上一代，彼此各言其是，各行其是，不是很和谐吗?孔夫子说他“恶紫之夺朱”，他并没有将紫色从色谱里抹去，他讨厌郑卫之声，删《诗》的时候也不曾完全去除“郑风”。我们应该学习孔夫子。

　　站在启蒙理性的角度，将人作为工具是不对的。康德有言：“每一个人应该作为自身是一个绝对的目的来加以尊重，为某种外在的意图利用他作为一种工具，便是侵犯他作为人所有的尊严的一种犯罪行为。”这话放在当下，似乎有些迂腐了，因为韩寒的工具化，更像是一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多方的合谋。在《话题2012》中有关韩寒的文字里，我最喜欢的，是另一位老乡、读易洞书店老板邱小石的诘问：

　　——“我更关心的是，究竟是谁歌功颂德放大了一个人的虚饰，然后又是谁用罪恶的定性绑架了一个人的虚荣?为什么会有这样不断矗立和推翻神像的土壤?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如此紧张的对立?公众的参与与喧哗出于什么动机?谁在里面获得了娱乐和发泄?谁又在旁边偷着乐?是土壤吗?谁是这对立两极真正的朋友和敌人?是韩寒吗?我觉得不是。韩寒只是他们的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