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农村老师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人物”。正如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张洋所言：“他们算什么呢?在这个社会里绝对属于被淘汰下来的‘产品’了，在社会上也没什么尊严，所以就只有在我们面前装装权威耍耍威风而已。我敢保证：在他们那批同龄人中，我们老师绝对是成绩最烂的差学生，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到农村学校里来当老师。”

　　二是农村老师收入差、地位低的尴尬现实使少年们不断强化了读书无用的逻辑，少年们眼中的读书有用与否的逻辑被直接换算成现实的经济收入和地位。“他们在我们面前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其实傻得很。这个社会成功就是看你钱多钱少，说那么多也没见他们赚多少钱，还总是自以为是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说实话，他们每天赚的钱还不如我们村里出去给人做‘刮大白’的赚的多呢，他们一天在学校里‘装’的多累啊!”云乡学校九年级男孩叶顾这样描述他们的老师。

　　村落中有的老师偶尔向他们的学生透露自身菲薄的真实收入仅仅是希冀少年们更加努力学习，以图将来能出人头地，走出村落，但事实却往往适得其反。在中国村落通过外出务工而与外界市场联系起来并逐渐富裕和日渐分化的当下，农村老师作为在底层社会中的“知识的代言者”角色，往往会被作为村落“读书无用”舆论的具象承载和天然论据。

　　三是农村教师因为单纯的学校环境和日复一日的重复教学，往往会显得外部关系简单和社会能力不足，而乡间少年往往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真正感兴趣的外界现实与社会知识。为防止少年一旦从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被淘汰而沦为无法在现实社会中谋生活的“书呆子”，父辈往往会或隐或明地有意识灌输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而这些与老师所提供的常规价值观相悖，这成为少年在观念和行为上不屑老师的背后支撑力量。

　　“拜托，他们的社会知识真的少得可怜，我敢保证他们如果到社会上去混肯定还不如我们吃得开!”“他们总是斤斤计较一个问题，一点也不懂妥协。我能解开这道数学题，背下这个英语单词，就能活得更幸福吗?”

　　乡间少年对教师这种观念上的瞧不起显然比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所描述的英国小子们(lads)更甚。农村老师的社会配置结构、收入待遇、身份地位以及生活圈子无疑使底层少年更容易从外在习得和内在确认读书的无用性，而这种观念上的无用性肯定导向了乡间少年们对学习的抗拒，从而直接为底层再生产预演作好准备。

　　抗争“关系权威” 课堂中的混乱

　　九年级的英语老师肖翩和数学老师李刚意见一致地在下课后向班主任刘阳抱怨：“你们班如果再不采取强制措施，仅有的几个有机会升上普通高中的学生绝对没有希望了!一想到要到你们班上课就头疼，真不想给你们班上课了!”

　　刘阳随后走进教室，严肃地让全班同学各就各位，嘈杂的教室在干预下渐渐变得鸦雀无声，随后刘阳再次向全班同学发出警告：“说了多少次了，你们如果谁要是不想读了，就直接背起包包走人，别在这里给我当混世魔王，你浪费自己生命就算了，别浪费其他人生命……下次谁要是还在课堂给我捣乱，我不想再请家长[微博]了，直接给我滚蛋……”班主任讲完这段狠话便冲出了教室，随后九年级少年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该玩玩、该乐乐，有部分少年小声调侃：“拜托，谁浪费谁的生命?麻烦‘熊猫哥’(九年级少年给刘阳取的绰号，因为其体型很像电影‘功夫熊猫’)别来浪费我的生命!”

　　英语老师肖翩实在不想给这帮“讨厌”的少年上课了，一再请求笔者帮忙代一周课。当笔者第一次走进九年级课堂时，新鲜感让平时上课只是睡觉和相互打闹的38名孩子集中起注意力。

　　两天以后，这帮少年就渐渐进入到正常的课堂学习节奏之中。笔者刚刚转过身写下一段英语长句，少年就在笔者的背后将一瓶白酒传来传去，一人喝一小口;笔者转过身来，他们故意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随后，有的少年开始在课堂上睡觉且不时打出一两声呼噜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摆出各种不屑的造型望着窗外的高山发呆;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折各种纸花;有的津津有味地看着动漫口袋书;也有人故意迎合课堂节奏，等待着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从笔者口中说出后，无厘头地来一段调侃，故意博得全班大笑;也有人在回答课堂提问时，把这个机会当成是个人喜剧表演时刻。笔者估算，如果真正要维持正常的课堂纪律，那么一节40分钟的课至少需要花费30分钟以上，而仅有的稍微安静的几分钟不过是乡间少年们玩累了的时候。

　　笔者曾任教于某直辖市一所著名中学，几乎从来不会单独花时间去专门干预一堂课的纪律。但是在云乡学校，笔者只能在低度纪律管控中展开教学，很难在40分钟课堂内完成合理的有效教学。事实上，乡间的大部分少年也并不在意老师究竟如何讲或讲了什么，真正能专注听完一节课的少年寥寥无几，还常常受到其他少年的干扰。

　　一周的代课即将结束，这帮少年在课堂中更是闹腾，笔者几乎要用声嘶力竭的吼声来随时干预课堂纪律，但效果仍然不佳。

　　笔者与英语肖老师交流后获知：原来这帮少年的课堂表现已经是很给笔者“面子”了!在肖老师的课堂上，有的少年居然敢于公开抽烟、喝酒和顶撞老师。

　　如果九年级是因为少年们渐趋明确的升学无望而出现这种课堂消极行为，那么八年级会不会情况好一点呢?笔者来到八年级课堂，随班听课半个月。与九年级相比，八年级确实有所收敛，但尴尬的是：始终跟着老师思维走的八年级少年日趋稀少，大多数八年级少年开始有了九年级消极课堂行为的潜在表现，以递纸条、走神、睡觉等方式隐性对抗课堂教学的少年越来越多。与九年级几乎全部消极课堂行为相比，英语和数学是八年级少年们最富隐性对抗的两门学科。

　　抗争“时间权威” 反规定性的日常作息

　　对于大部分进行过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农村地区来说，在村校和教学点被撤并以后，乡中心校几乎承载了底层区域中唯一的社会教化功能，而寄宿制则成为乡校中的主流选择。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也是这样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除附设的幼儿园以外共有171位学生，其中住校的学生达153人，包括11名因家校距离过远而必须住宿的小学一、二年级学生。

　　面对乡校如此庞大的住宿规模，云乡学校连一名生活教师的编制都没有，全校所有老师下午放学后都要返回到县城教师公寓或乡镇中的家里，仅由德育主任邓畅及其妻子——云乡学校附设幼儿园中唯一的幼儿教师张丽共同兼任生活教师，邓畅管理男生住宿，张丽则管理女生住宿。

　　寄宿制学校内部的日常管理是准军事化的，它将一天所有庞杂的学习和生活要素都编码在极度狭窄的每一寸压缩时间段内。在这些局部性片段状的固化时间段中，乡间少年们的观念习得和行为塑造都必须处于学校管理者随时可预控的合理范围之内。

　　在作息时间表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日常语言和身体行为都被严格限定。比如，究竟什么时间段内学生应该学习、吃饭、锻炼、休息、起床或睡觉，究竟什么时间段内老师应该作为师者传道授业、作为朋辈谈心解惑、作为父辈关心体谅。正是在这种内隐作息时间表内权力规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循规蹈矩中，少年们在微观的学校权力结构中被驯化与被控制。一方面少年们被集体训导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认可与遵循，从而加快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达成;另一方面，少年们则在对既定规定性时间的个体化抗争中，加速实现着底层的再生产。

　　少年们总是不断地向笔者抱怨：“学校的作息时间太紧张了，每天早上6点钟就要起床，而每天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你说学校是不是疯了?”笔者反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表早点休息，早上才好准时起来呢?得到的回答是：“这么宝贵的自由时间，我们怎么可能让它白白地在睡梦中度过呢?”“晚上我们总得相互聊聊天啊，大家照课程表上了一天课了，就像坐牢一样，睡眠时间总不能再管了吧?有时候我们还会故意说话惹生活老师来，刺激嘛!”“早上其实也起得来，但就是不想起，故意拖着，其实就是讨厌又要按照作息表程序一样的做事，不自由了!”……

　　少年们对时间表设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实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时间安排合理与否上展开辩论，其背后实质上是对学校官方支配性时间权力结构表达反抗，反抗表层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为目的，但实质上却是在对一套他者化官方规则表达拒斥的同时寻找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

　　对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底层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抗争“空间权威” 摄像头下的剧场表演

　　在笔者对云乡学校六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全班开放式问卷调查中，高达73%的学生在对“你对本校什么最不满意”一问题的回答时，写下了“摄像头”。

　　2013年11月中旬，在县教育局的安排下，云乡学校内安装了8个摄像头。8个摄像头使云乡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全景敞视状态之下，连少年们平时最喜欢待的纯粹私人空间——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的一块空地也都分别被摄像头24小时监控着。

　　学校对此的公开说法是为了保护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私下里张校长会告诉少年们：“这实际上是为了给全校学生形成一种威慑感，告诉你们无论你处在哪里做什么动作，我都能看着你，所以你都必须给我好好学习、不要违规，否则你明白后果。”张校长私下告诉笔者，他打算下一步在每个教室里也安装摄像头，这样就可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向少年们宣布：“你们时刻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下，所以请诸位好自为之。”

　　学校摄像头的存在已经对少年们的日常行为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警惕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处于摄像头监控的范围之内。比如，少年们曾经在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空地上，随意拿出一支烟点上并彼此传递吸上一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区域是学校内绝对的私密空间，老师们很少光临，难以被发现。然而当摄像头安装上以后，少年们的私密空间范围极度萎缩，真正的违规行为被压缩到了厕所之内。

　　少年们会故意用行动来表达对空间权威的不满。比如，有的少年会故意朝着摄像头扮鬼脸、打耳光或者竖起一根中指以表侮辱，有的少年则故意装作没有看到摄像头，在摄像头可监控的空间范围内从怀里掏出一支类似香烟的糖，叼在嘴上以吸引老师来“抓捕”。但当老师真的过来抓这位“烟民”时，少年就轻蔑地对老师说：“拜托，老师，这是糖，要不你也来一支?”

　　摄像头下少年们故意的公共性表演，将整个学校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让·雅克·卢梭所描述的“巴黎剧场效应”一样的巨大“剧场”，而少年们则在摄像头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这种空间权威表达集体抗争，空间权威在少年们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性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官方权力和公共期许自动地在少年们身上发挥作用。但实质上，少年们是用一种表演的方式反向成为监视下被灯光包裹的演员，他们用官方期许的行为表演麻痹了官方并形成反控制，同时加速自身“反学校”文化的内在形塑实现着底层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