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前,广东东莞发生一起夫妻俩急着看病、将孩子锁在车上的事件。幸被一名清洁工发现,才未酿成大祸。而今年1月和6月,香港和湖南都曾发生过父母或保姆粗心将孩子拉在车上,造成孩子窒息死亡的悲剧。永远不要侥幸,永远不可粗心——今天分享一则美国家长类似的亲历事件。 ▋只是把儿子留在车里5分钟,我就被告了 出事那天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和两个孩子,正在老家度假,他俩一个一岁,一个四岁。几小时后,我要带着他们坐两个小时的飞机。跟很多带小孩子的家长一样,我老是觉得每天的时间不够用。 一岁的女儿刚刚睡下,我便拉着儿子上了母亲的车——我要去给他买在飞机上看电影用的耳机。一英里距离后,我把车停在了新盖的几乎空荡荡的商店旁。就在我打开门的一刻,儿子说:“我不想进去。”他点着iPad上的小动物,把它们从一边拖到另一边:“我不想进去,我改主意了。” 我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语气坚定地对他说:“不去买耳机的话,你就没法在飞机上看电影。你会非常非常非常不开心。用不了几分钟……”他瞥了我一眼,眼神里闪烁的不安告诉我他快要发脾气了。 我深吸一口气,看了看手表。紧接着的四五秒钟里,我做了一件每个父母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做的事——无休无止地分析利害:阴天,不算热,也就十度左右;停车场离商店前门很近,附近还有几辆车;我能迅速跑进商店,抓起一副儿童耳机就出来。接着我做了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我留下他一个人走了。离开前,我把车窗开了一道缝,用儿童锁锁好车门,按了两下钥匙上的按钮打开汽车警报器。 五分钟后,我回来了,他没有死,没有被绑架,没有受伤,也没有被忘在那里或是被劫车犯带到别的州去,仍旧在开心地玩他的游戏,看上去更像是因为从他那没骨气的妈妈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而得意地笑。我把耳机扔到副驾驶座上,发动了汽车。 我们飞回了家。见到丈夫时,他站在行李提取处,脸色很难看。“给你母亲打个电话。”他说。我拨通电话,母亲正在哭——她送走我们,从机场回去时,发现家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我被逮捕了。 老家的警察给我发了语音消息,原来,一个路人发现我把孩子一个人留在车里,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然后报了警。等警察赶到时,我已经开车走了,等他们再追着车牌号查到我父母家里时,我已经坐上了回家的飞机。 我吓坏了,请了律师,让他代我向警察解释说我是一位善良又负责任的好母亲,当时把孩子留在车里只是一时的“判断失误”,律师说撤诉的可能性应该很大,但是九个月后的一天,我把孩子送到学校后没几分钟,我的手机响了,另一个警察给我打电话,问我知不知道有一张我的逮捕令。 ▋这个世界太危险?家长心中莫名的恐惧 我想起了我的童年,骑着自行车冲上斜坡、在没有大人看管的情况下在树林里玩好几个小时、钻进雨水道寻找河床。母亲在商店买东西时,我就躺在我们家旅行车座椅上,蹬着车窗,一呆一小时。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小时候,大把时间都是在一辆敞篷野马的副驾驶上度过的,从7-11连锁店,到银行、学校,他被独自留在车里的地方数不胜数。我们都知道行驶中的汽车是危险的,我们看过不少惨烈的交通事故,但这些可怕的事故从没发生在我们家车上。 被控后的几个月里,我在无尽的懊恼和羞愧中度过,我试着理解,我怎么就做出了一件让警察都认为有犯罪危险的事。我能想到的最好解释,是我被儿时记忆所麻痹,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人们总是说世界如何变得比以前更危险了,而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我知道我不是一位糟糕的母亲,但是我做了一件糟糕、危险的事。现在,我要为此承担后果。 但是同时,我又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给我扣上罪名——我在五分钟后就回到孩子身边了! 而当我想到,一个心怀担忧的人,看着我离开我的孩子,又看着我回到车上,把这些都录了下来,没有阻止我,没有对我说什么,只是站在一旁看着,我一离开他就报了警。我已经不是害怕,而是愤怒了。我想请我的律师对我进行“无罪”辩护,然后接受审判。可我律师的回答是那样迅速,毫不含糊:“这个案子会交给青少年法庭审理,他们总是站在保护儿童的一边,这是出了名的。你不会想因此失去孩子。”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一个最最亲密的朋友,问她是否认为我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她严肃地回答:“嗯,我认为你做了一个坏决定。”并建议我和Lenore Skenazy谈谈,Skenazy曾是《纽约日报》的专栏作家,2008年,她决定让9岁的儿子自己搭乘地铁,因此得到了媒体赠与的“美国最糟糕母亲”称号 我怀疑她会告诉我不用系安全带、不用戴自行车头盔、不用打疫苗,好让我们的孩子坚强起来,作为一个生怕孩子有一点危险的母亲,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指望她。可她的冷静和坚定,还是让我动摇。 “那天你对你孩子做的最危险的事,是开车载他出了门。每天大约有300名儿童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大约两名死亡。”她说,“先把这个放一边。你载着孩子到商店,急着去买点东西,你需要做出决定。现在人们说你犯了罪,是因为你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可事实是,你做任何一个决定都存在危险。” 你俩可能会被停车场里一个疯狂的司机撞到;商店里可能突然有人开枪,射中了你的孩子;他可能会在商店外边结了冰的人行道上滑倒,磕坏了头骨……没有什么选择是没有风险的,那为什么有的选择却非法?Skenazy总结说:“人们认为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视线哪怕一秒。他们认为孩子需要一直在父母的全面监护之下。这种转变并非源于事实,它是虚幻的,它源于我们心中莫名的恐惧。” ▋我们在不断告诉孩子“请躲到我后面” 但问题是,我了解这种莫名的恐惧。实际上,我经常陷入无端的恐惧中。许多家长常常把“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挂在嘴边,这种心情我很理解。我们听说过太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比如孩子在劫车事件中受伤,或被遗忘在闷热的汽车中,我们很容易把它联系在自己孩子身上。我们会竭尽全力阻止这种事情,不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发生或是具有统计意义,仅仅是因为我们可怕的想象力在起作用。 最终,我被判在九个月内完成100小时的社区服务,并且参加亲职教育。我感觉自己非常非常幸运,我获准在我非常关心的非盈利机构完成社区服务,亲职教育能让我认识一些家教好手,唯一真正让我烦恼的是这件事对我儿子的影响。 出事期间,他对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我也假装他没意识到,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提起这件事。但是,当然了,孩子是机敏的观察者,不知何时,他弄明白了。 一天,我下车去给驾驶员窗户边的停车计时器投币。“不要,妈妈。不要。警察会来的。”有天早晨,他正在看动画片,我打算带狗狗去前院。“妈妈,不要走!!!有警察。” 还有一天下午,上完游泳课后,他从浴室里出来一时没看到我,我正跪在地上从柜子里拿他的鞋子。当我往上看时,我看到他在哭。“妈妈,妈妈,我以为会有人来偷走我。” 那天夜里,我拉他坐下,试图向他解释。我告诉他,他是对的,妈妈上次留他自己在车里呆了几分钟,这是不对的,我不该这么做。但是现在一切都好了,妈妈不用去监狱,也没有人要绑架他! 我告诉他:“大部分人都不会想要伤害你,大部分人都是好人,明白么?你不用害怕。” 他慢慢点点头,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我半信半疑。我想了想,也许问题出在我告诉他“陌生人基本都是好人”这一点上。在我们生活的国家,社区带有栅门,房子装有安保系统,人人都警告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有些家长甚至给孩子配上了GPS,因为他们确信,如果孩子走丢了,没有人会帮助他们…… 我们在不断告诉孩子,这个世界太危险了,请躲在我后面。 ▋“被过度保护的小孩” 在事发后的三年里,似乎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过度保护孩子”的危害。我们开始频繁看到,“判断是否过度保护孩子的八种方法”、“如何给孩子他们需要而且应得的自由”,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怀疑,我们是不是在给孩子们灌输一种习得性无助感,让他们长成了依附他人又自恋的成年人。 对这种怀疑的最常见的反驳,常常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相比上一代更危险了。比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暴力犯罪率事实上降低了。然而,让孩子自己在公园里玩耍或在车里呆几分钟,这种曾被认为无害的行为如今却变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被拿来作为控诉父母的根据,这真的合理吗? 我的同窗好友Julia Fierro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种养育焦虑,她猜想,或许是因为我们周边充斥着相互冲突的极端育儿哲学,让我们不相信自己,这些过多的信息,让我们过分希望自己成为全能妈妈,进而以不可能的标准要求着自己,长期生活在达不到自以为的父母首要责任的恐惧当中。可以说,在这几十年间,我们围绕孩子患上了一种文化焦虑症。 我再也没有在去商店时把孩子留在车里,这样就不用担心孩子在停好的车子里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我当然懂得要有一颗平常心,但我还是会担心。 我担心两年或者五年以后,当我和丈夫觉得孩子已经不小了,可以自己去学校时,某些“老好人”会因为反对这种做法而去报警; 我担心当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而我坐在板凳上看书,没有看着他们时,其他家长会怎么议论我; 我担心当我看到巷子里早有七八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于是放心让儿子和其他小孩在小巷里玩耍,而不去看紧他时,我会被当成一个不尽心的懒妈妈。 所以即便是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我还是会不离左右,监督着、守护着、干涉着他们。为人父母也成了一场竞赛。可假使我们赢了又能得到什么呢?一个永远不会受伤、不会害怕、不会孤独的孩子?一个毫无危险的未来?一个永远安全的保证?我没那么天真。 在我刚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我的儿子(现在7岁)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他和妹妹在客厅里玩,我正在做晚餐。我刚把菜放进锅里,就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像是手提箱从楼梯上滚了下来,赶忙跑过去,心想:不要发生在我身上!不要发生在他身上!我喊着他的名字,跑下楼去。他坐了起来,把毯子扯下来,身上有淤青,不停颤抖着,但是没什么大碍,反倒是惊慌失色的我们吓到了他,他哭了起来。 “我没事吧?”一开始他问道。 接着他坚定地说:“我没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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