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实主义的勺子

　　◎张晓东

　　想看《一个勺子》并非易事：在京城的雨雪中换了三家电影院才看到，连堂堂中影集团电影院都没有排片，加上这部电影本身从拍完到现在曲折的经历，反倒加大了敝人对这部影片的好奇心。

　　据说，陈建斌是中国最“霸气”的男演员之一。不然为什么电视剧总找他演那些“霸气”的帝王呢?曹操、赵匡胤、雍正，在民间传奇和影视剧里都是些心狠手辣的人物，而且多少都有点雄性激素分泌过剩吧。然而，虽然陈建斌并不像某皇阿玛那样，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他所演的这几个影视形象却依然还只如小学生读物一般一览无余。当然，这主要源自我们这个时代贫乏的历史想象：把原本丰富立体的帝王将相与湖南卫视格局的霸道总裁建立起对等的链接。这种浅薄的理解导致了我国影视剧中帝王形象的扁平化与漫画化。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敝人又非常赞同，电影中的陈建斌确实是个非常“霸气”的男演员。这并非因为他与生俱来的直男即视感——看起来比他“直”的男演员有的是。我理解的“霸气”，不是蛮横、粗鄙、妄自尊大的“直男癌”。我指的是，在男“艺人”越来越倾向于“以色事人”的消费主义大环境中，他能对得起“演员”这个职业;是的，我说的是他在《军中乐园》以及《人山人海》里的表现，和电视剧截然不同。我给他在《军中乐园》中的表演打分，甚至要远远超过这部影片本身。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个时代，陈建斌能够在他视力范围之内，直面生活现实中的问题，试探着进入实在界，以一种属于成人的心智接触、打开、解释我们的现实，这在当下中国影视生态中自然是毫无疑问的“霸气”了。至于他是否“专业”本来就不是问题：难道在当下语境中，导演个电影也需要上岗证或者评个职称吗?那只会是逆潮流而动。陈建斌自己不是也预测，一个属于电影作者的“井喷”时代即将到来?

　　毋庸讳言，在我们今天的影视剧中，你很难看到现实之真实。规避、投机、迎合才是国产电影所谓的“主旋律”吧?从业者普遍认为，审查和市场双重的风险，会导致投资血本无归。谁要真这么做了，那可是个“勺子”。

　　吊诡之处就在于，我们曾经标榜自己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各种座谈会、讲话，不也是在强调“写实”?只要看看谢晋在1986年拍摄的《芙蓉镇》，就会感到今天的导演是如何“聪明”。今天的电影场面更大、技术更精，画面更“美”，却唯独没有“真”。也不要把拍烂片的责任全部都推在“某局”身上，政治与文艺，从来就都是一对儿，他们不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如影随形。苏格拉底创作的境遇如此，塔尔科夫斯基的电影经验亦如是。“某局”不能完全成为导演们的“鸡贼”或者装无辜的借口，大导演们自己难道不正是与“某局”同一种意识形态么?(记得《英雄》的台词吗?“我要为大秦，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

　　然而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为何大众对于“现实”竟是无动于衷的?比方说，看过《天注定》，依然会觉得和自己没关系?中国观众所乐于接受的现实层面，为何只停留在马冬梅的婚恋鸡汤上?或者，更为执著地停留在玛丽苏和杰克苏的幻想界?并且，连媒体都习惯于将《一个勺子》这样的电影划到“文艺片”的范畴去，活生生在电影和观众之间竖起一道墙?

　　问题在于，“现实主义”并不是“传统”的。我们的“传统”，是在故事开始时那个为了梦想冲破阻碍的女孩，在电影结束时要听到“掌声响起来”，就像CCTV那个著名的鸡汤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可是，“现实主义”往往是一个相反的结局。文艺，特别是电影这种讲故事的文艺，难道不正应该是我们对于生活的认知?电影不是生活的教科书，却是关于生活的叙述：优秀的电影会让我们洞察生活的真相，从癔症中惊醒，即便是左拉式的自然主义写实，也会时常如一盆冷水浇来。而玛丽苏和霸道总裁剧最大的问题是，看了确实很舒服，可是会让你永远沉溺在这种巨婴妄想中，逃避现实中会遇到的所有问题，永远不会“长大成人”。另一个问题是，为数不多指向现实的电影，却往往被生硬贴上“艺术片”的标签，用一个玻璃罩子罩起来，而观众也建立了一个“艺术片即闷片，不好看”的自动链接。然而，无论拍电影还是看电影，都并不是为了标榜自己的“Bigger”。

　　所以，《一个勺子》“艺术性”怎样，有何得失我并不关心，这个有点存在主义或曰黑色幽默意味的故事的“文学性”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我关心的，是影片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导演对生活的态度。

　　不得不说，陈建斌是一个有点“拙”劲的演员。他演得最好的是工农兵一类的、和他自身气质更贴近的角色。但正是因为“拙”，他反而能理解“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真正的意义(当然首先要过滤先入为主的亚里士多德《诗学》与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观点，以及对教科书中现实主义理论的迷信)：并不存在“纯艺术电影”，电影只能是我们自身与生活的一套辩证法，甚至连玛丽苏电影也是的，只不过那是胆小鬼的辩证法。电影是我们认识现实、认识自己的媒介，所以我们必须让电影记录现实最激烈的那种状态。我们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如此灾难，难道还需要看那些不用看开头就猜得到结尾的好莱坞大片?我们需要的，不是让我们做梦的电影，而是反过来让我们验证自己对生活的认知与理解的。这件事可不是规定的“艺术家”来完成的，我们自己都有份，陈建斌的好就在这里：他是自觉的。他的学习也是自觉的。很多演员毕业了就会把学校里学的那点东西还给老师，可他不是。记得他出的那首自己创作的单曲吗?叫做《契诃夫来到我身边》。“契诃夫传统”正是“中戏”的优良传统之一：不带任何煽情，冷静克制，几乎与生活同步的写实。顺便说一句，有人据此给陈建斌贴上个“文艺”的标签，殊不知，契诃夫是“文艺”最强的反面，“文艺范儿”之类的媚雅，正是他所批判的“庸俗”。陈建斌颇得其中味：在媒体以“黑色幽默”向他发问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现场观众在影片很多地方都发出笑声，但到片尾的时候他们却沉默了，对我来说这很奇怪，因为我在写剧本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哪个地方要让观众笑，我只是以特别现实主义的方法，根据人物、环境、情境去设置他该怎么样就是什么样。”

　　陈建斌坦言，《一个勺子》受到了《秋菊打官司》的影响。《秋菊打官司》在张艺谋电影中是个意外，与他所有的电影都不一样。除了西北农村真实影像之外，共同点还有那种“此时此刻发生”的感觉。和《甄嬛传》中的那个四郎相比，这一个陈建斌才是不容小觑的：或许他有点“拙”，但是他非常清醒，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能完成的是什么，而不是像某些导演那样眼高手低。

　　《一个勺子》最有价值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看到了“此时此在的发生”：被成功学、丛林法则、金钱逻辑替换传统伦理的中国乡村，以及由此带来的创伤和无所适从感。这里没有被美化的“淳朴”或刻意的“原生态”。看这样的电影我们不能装作事不关己，或者轻描淡写地谈谈其中的“存在主义哲学”。这一个农村究竟是河北的还是西北的也并不重要。它在精神层面上的现实是触目惊心的：它早就不是我们精神上的那个原乡，也不是现实中回得去的那个故乡。从外在到内在，我们都回不去了。它的指向其实是尖锐、残忍的，和春晚小品以及乡村爱情背道而驰，它迫使我们“看见”，去读，去思考与自身的关系，仅仅在这一点上，《一个勺子》就是值得观众走进电影院的。

　　当然，《一个勺子》的现实主义同样照出这样的现实：在信仰缺席、原罪意识匮乏的语境下，我们对于善与恶的认知就只能是浅层次的。拉条子和金枝子们，认识不到，自己本身也是那“恶”的一部分，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