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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际刊物《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便深受雾霾天气的困扰,北京居民对空气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只有年收入的0.2%。再联系上国庆假期期间,游客对公共品的挥霍和浪费,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大众对公共品以及公共事务的漠视。
政府如何进行有效地引导,重建人们对社会公德的自尊感,将是树立公共秩序和公共文明的重要一环。
缺失的公共意识?
不久前,美国《大西洋月刊》找到了一本1984年版的《福多尔中国旅行指南》,与现在做了个对比。他们发现,即便过了30年,有一条“定律”依然在中国通用——“应随身携带卫生纸,因为卫生间内并不总是配有卫生纸”。
不服气的网友们为此还做了调查,最终失望地发现:在整个中国,免费的卫生纸似乎都很“紧缺”,无论是在乡间的茅房还是在城市中的现代购物中心。追问原因,无非是部分人对卫生纸的过度“使用”,使得不少公共政策施行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你既然挥霍浪费,那我就不提供”。
由卫生纸扩展城市其他领域的公共品使用,此类因缺乏公共意识而出现的不文明现象比比皆是:无论是街心公园被刻意破坏的公共设施,抑或是旅游中涂鸦“到此一游”的现象……
然而,学者赵爱玲则指出,并不能片面地认为这皆因公共意识的缺失所致。与此相反,正是因为人们文明意识的觉醒,才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部分行为不符合社会公德。
政府的引导责任
何谓“公共品”?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公共品是这样一种物品,在增加一个人对它分享时,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但是,有些公共品在消费时会产生拥挤性,如道路、公园在消费者达到一定人数时就具有拥挤性,较易发生因抢占公共品资源而出现的各类不文明现象。
相应的,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时间和机会的增多,我们追求良好公共秩序与和谐公共生活的愿望也愈发强烈。当公共品因被“拥挤”地使用而出现各类抢占、损坏的行为,与人们文明意识的觉醒形成矛盾,这时,赵爱玲指出,政府就应当发挥其引导作用,指引人们形成良好的公共秩序而化解这两者间的矛盾。
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曾言:“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政府那样,对人民的风俗习惯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政府必须把公民的意志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原则,以确保公共利益得以实现,而社会秩序和文明的确立,则是实现政府公共性的基本途径。
以日本为例,其形成有序排队秩序就花费了将近六年的时间。《朝日新闻》对此评论道,要改善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不文明现象,政府就必须通过必要的规章制度,设立一道“不文明警戒线”,使那些有不文明不自觉行为的人感到一种压力,由对社会公德不自觉地遵守和维护提升为自觉自愿地遵守和维护。
社会公德的自尊感
而在政府的引导下规范公共秩序之外,建立人们对于社会公德的自尊感将是另一个达到公共文明的关键因素。
学者徐贲就认为,绝大多数不文明现象的产生,其真正原因都不是不知道,而是明知故犯。明知故犯的一个根本原因便是缺乏一个人应有的自尊,因而不能在公共行为上自重和自爱。
从广义的角度看,公共文明就是要使得行为者之间、行为者与环境之间达到融合与和谐。因为,公共行为文明不只是来自公共社会的秩序要求,它还是人们主体意识与生活诉求在实践中的不断探索和完善。在此之间,重构社会公德的自尊感,能使人们知道荣誉感与羞耻心的界限。
说到底,社会公德真正的自尊和自重必须由个人内心的道德力量来支撑,来源于人的信仰、价值观以及做人的原则,这比外部的任何约束与规范来得更坚韧、更持久,也更有价值。拥有了社会公德的自尊感,我们才能在公共品、乃至公共事务上以主人的意识,产生强大的正面作用。
(佛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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